編按：本文整理自 2026 年 9 月 10 日中廣流行網《欸！我說到哪裡了？》王偉忠專訪沈伯洋的完整內容。為閱讀順暢，改以受訪者第一人稱重新編排，並依主題重組段落、修正語音辨識的錯字。主持人的提問與回應以文中說明帶過，內容以受訪者原意為準。
走進異溫層之前，我先看了看天花板
進中廣錄音間的時候，我先抬頭看了一下上面，又踩了踩地板。偉忠哥笑我過度小心，說怕不怕上面掉石頭、下面有陷阱。
會緊張嗎？其實不會。我只是想看看，這個大家說的「異溫層」到底長什麼樣子。有點像進大觀園，我想知道在這個生態系統裡面，大家是用什麼樣的觀點在看事情。
這是我第一次選舉。老實說，比我想像中累很多。經過這一輪，我才真的懂，那時候二十幾位委員面對大罷免，為什麼會那麼敏感、那麼緊張——很辛苦，公民團體也一樣辛苦。
我沒想過要從政，是補習班把我練出來的
有人問我，你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人物嗎？我覺得我很不政治，而且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從政。
如果要說我為什麼還能站在台前講話，我想跟補習班有關。我上了好多年的課。補習班最難的地方，不是講得多深，而是你必須一直面對學生問問題：一直問、一直問、一直問。你只要有一句講得不好，他馬上就有反應；反應完，補習班就會來跟你說，欸，有學生不滿意。
我上課愛講刑罰，也常常講到政治——我真的很愛講政治，所以確實有人反應過。但也就是在那樣的來回裡，一個人會被磨出對提問的敏感度。
再往前推，高中的時候我參加鄉土文化研究社，那時候跟的是劉克襄老師。他當時還在中國時報，帶我們去走山。走完他會要求我們寫心得，那個年代是用寄的，寄過去，他批改完再寄回來給我。
我後來對山、對生態的那些關心，源頭大概就在那裡。
我為什麼要上這個節目
我比較擅長空戰。台北剛好也是這樣的一個城市——有些人你平常真的接觸不到。我們每天走市場、走黃昏市場、走夜市，可是有一群人上班很忙，下班就回家，他不逛這些地方。空戰確實能觸及到他們。
做民調的時候我們發現，不認識我的人其實很多。一個月前，認識我的人大概只有五成，剛開始的時候更低。傳播速度算快了，但一定會有瓶頸，瓶頸就在中間選民，還有藍營的朋友——他們不一定認識我。
所以我來。我希望被認識的，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方向的東西。
一種人本來就對我有點模糊的印象，那個印象來自立法院、來自黑熊學院，而且偏負面，覺得我很激進。這一種，我想解釋。
另一種人是完全不認識我的。對他們，我想講的是我對這個城市的願景：哪些問題應該在這幾年就被解決，還有未來十年、二十年的台北應該長成什麼樣子。
黑熊學院不是民兵，是「知道我是誰、我在哪裡、我該做什麼」
很多人一聽到黑熊學院，就聯想到民兵組織，就問是不是要挑起戰爭。
我一直很想告訴大家，我們當初的想法很簡單：台灣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災害，戰爭只是其中一種。我們必須對現在面臨的威脅夠熟悉，熟悉之後要知道自己該做什麼。
所以我們有一句 slogan——知道我是誰，我在哪裡，我該做什麼。
災難發生的時候，你在這個系統裡是什麼角色？你是指揮別人的人，還是幫忙止血、幫忙醫療的人？是負責能源儲備的人，還是網路斷掉的時候去把通訊重新架起來的人？我們希望大家熟悉這些事情，所以才開了那些課。
它不是一個綁著臂章、很 radical 的組織。它就是民防推廣。
孩子不要動，要對就對大人
關於對手孩子出國的爭議，媒體第一天就問我，後來也一直問，我的回答從頭到尾都一樣。
第一，他能出國，代表他很優秀；他考上建中，本來就是個優秀的學生，這完全沒問題。他出國一年，一定會學到很多東西回來，這是台灣之福。
所以我認為，絕對不要針對小孩。他畢竟就是個孩子。
要檢視，就針對成年人，也就是對手本人。而且那件事情說穿了只有一個重點：有沒有做利益迴避。利益迴避其實一點都不複雜，就是事前該揭露的有沒有揭露、事後該公布的有沒有公布，利益衝突迴避法裡面寫得清清楚楚。
如果覺得制度不公平，那我們一起來討論制度要怎麼改；如果制度是公平的，該走的程序沒走，那就補做。就這麼簡單。
有些名嘴連孩子的長相都要拿來講，我完全不希望看到。我也公開呼籲過很多次：保護小孩一定是最優先的。
同樣的標準也適用在我這邊。有前輩用「凶狠」形容對手的長相，我知道在語境裡他指的是態度而不是外貌，但我當時還是講了一句話：不管我們怎麼解釋語境，只要對方感受到不舒服，我們就不要做。
為什麼我不只是「不參加」雙城論壇，而是不想辦
外界說我當選就不參加雙城論壇。更精確地講，是我根本不打算舉辦它。
理由有兩個層次。
第一個是效益。我一直認為它的效益不高。
第二個是前提。舉例來說，你要跟日本交換動物，你不需要先承認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；但在這個場合，你必須先接受一個政治前提。既然有簡單的路可以走，為什麼要去走一條先讓自己矮一截的路？
偉忠哥的問法我完全懂：現在兩岸幾乎所有管道都關閉了，雙城論壇是少數還開著的門；而我這樣一個被對岸通緝的人，如果選上市長還走進去，那才叫突破，那才像年輕人會做的事。
我的回答是：這是倒果為因。
如果照現在的辦法辦，我覺得危險。政治前提是一個；另一個是交換的內容——比如交通數據，對一個對你有敵意的國家來說，這本身就是風險。
但如果升格呢？如果把它當成國家外交層級的往來，我要去跟對方談事情，那當然可以。我之前受訪就講過：真正意義的雙城，是台北對北京。到那個層次，我願意。
交流我不反對，但風險要先告訴你
文化交流也一樣。我沒有反對交流本身，問題在於對方會利用交流做事——說實話，兩邊都在做，這本來就是互相的角力。
我在立法院提過一個法案，主張很單純：要去可以，行程透明、風險控管，這是對人民負責。但這個法案一直被擋下來。
為什麼要做這件事？我舉一個真實的例子。有一位扯鈴教練，他去對岸交流，原本非常單純。結果對方查到他有個同學認識軍中的人，就想透過他去竊取軍中機密——一個單純的交流，被對方「升級」了。
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說不要交流。我的意思是，在交流的過程裡，我們這邊有責任事先告訴你：對方可能會做什麼、什麼時候你一定要拒絕。
還有一點，我也接受這個提醒：談兩岸的時候，我們對自己的同胞，需要多一點溫度。冷冷的表情，聽的人是會覺得寒的。
我跟對手最大的差別，在規劃與執行
有人問我怎麼看對手。我的感覺是，我們兩個真的很不一樣，而且我在選舉的過程裡，反而越來越認識他。
有一次場合，我先到、他後到，我走過去跟他講話，所有麥克風都湊過來。我跟他講的是兒虐——最近兒虐的問題比較嚴重，我拜託他趕快盤點，盤點完就趕快解決，不然一直下去不是辦法。
其實那時候我也想過要談辯論的事，但我覺得，保護兒童比辯論重要，所以就先講這個。
至於我們的差異，我認為在於執行時的規劃是不是足夠。我很擅長規劃執行這件事，這大概跟學術訓練有關。同樣一件事——比如要把樹種起來、要讓城市綠起來——我的規劃會跟他的不一樣。那是我的強項。
我也接受一個很實在的提醒：政見的 idea 再好，執行起來還有人力、物力、中央支持、法規，一大堆過程。政見提出來之後，真的要踩在地上。
而且現在做政治人物，本來就得更小心。所有東西都被錄下來了，將來用 AI 一撈，一個人講過什麼話、做過什麼事，一下就整理出來。我女兒長大以後也會看到——看到爸爸怎麼從政，也看到對手怎麼從政。
K 型社會：稅收從科技業來，要用到非科技業去
台灣的青年處境，我覺得是很嚴重的事。
我們的經濟成長看起來非常好，但非常偏重科技業。稅收也是從科技業來的，所以我一直在想的是：怎麼把這些稅收，用到非科技業的地方去。
在中央的時候，我想比較多的是傳產。傳產的毛利率真的比較低，需要幫忙——那時候很多無人機、國防自主的計畫，其實也是為了接傳產。
現在選市長，我想的更多的是服務業。台北的服務業非常多，但現在年輕人不做，找人也很難找。三十幾歲到五十歲這一段，是撐著整個社會的年紀：科技業的人過得很好，很多人卻過得不好。這件事不管誰當市長，都得面對。
山：我對「亞洲第一」這件事很不服氣
韓國自稱把亞洲的山岳文化做得最好，說自己是 Number 1。我很不服氣，我覺得台北明明更厲害。
當然，我也承認條件不同。韓國有明確的春夏秋冬，台灣的山徑因為雨太多、極端氣候越來越頻繁，狀況改變得很快。但我們有的是別人沒有的：生態極度豐富，昆蟲、蝴蝶，這都是優勢。
所以我最近在談山林的時候，一直強調它要跟文化徑結合。台北整個就是一個充滿衝突、又慢慢融合的地方：很多山徑是日本人修的，清朝留下來的是古道，那是生活走出來的路——運茶、運米。爬過山的人都知道。
文化跟山接在一起，那才是我們跟韓國不一樣的地方。
運動：室內化是一定會來的事
台灣現在大約七成的運動發生在戶外。但極端氣候、熱帶氣候越來越多，戶外運動一定會被壓縮，很多項目得往室內移——而室內就會碰到一堆法規問題。
球類運動的人口整體在往下掉，但不是平均的：有些球類在減少，有些反而在增加，像匹克球、羽球就在成長，所以出現了不均。
我看各縣市的排行時注意到一件事：台北人的運動時間夠、次數不夠。單次運動常常有六十分鐘，這其實很長，可是次數不足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要怎麼刺激大家把次數提高。台北說大不大、說小不小，這件事是有機會做好的。
我希望台北人活成什麼樣子：安心、悠閒、不孤獨、有未來，然後美
如果我當市長，我希望台北人活成什麼樣子？我想了四件、其實是五件事。
第一是安心。 你吃的東西是安心的，把小孩放在托育的地方是安心的，孩子去上學是安心的。因為「不安心」本身就是一種壓力來源。我前面之所以花那麼多時間談兩岸，也是因為戰爭的陰影一旦罩著，大家活得都不會安心。
第二是悠閒。 悠閒的前提是時間要空得出來。一天忙到底的人，是不可能感覺到悠閒的。怎麼把時間空出來，我覺得是現代最大的課題：通勤怎麼減少摩擦、怎麼把運動放進上下班的時間裡。
第三是不孤獨。 現在的研究顯示，都市化的地方大約五分之一的人感受到孤獨。日本、英國都設了專責的位子在處理孤獨這件事。人有時候獨處是好的，但孤獨不一樣。我最常講的是「孤單育兒」——那不只是一個人帶小孩的孤單，而是他在育兒的過程中，過去的社交、跟自己相處的時間全部不見了。所以臨托制度要怎麼設計、怎麼讓人真的用得到，就變得很關鍵。你今天多出三十分鐘、多出一小時，那個感受是差很多的。獨居的長輩也是同一件事。
第四是有未來。 未來感有很多種。以家長來說，他知道孩子念這個東西不錯、走運動也有出路；他知道台北的重點放在 AI 產業，也知道有人在做藝文跟音樂，他就會覺得讓小孩念這個是安心的。或者他人到中年想換工作，發現沒有那麼困難。那種「這個城市還有明天」的感覺，對生活在城市裡的人非常重要。 台北這十年流失了二十七、八萬人，我是真的很想讓大家搬回來。
第五，最抽象的，是我希望這個城市美一點。 美不是把東西弄漂亮就叫美，美是前面那些事情累積起來以後，自然出現的結果。
都更：兩個禮拜後，我會提「無限都更」
台北很多地方的都更速度慢到不像話，有些大建築就卡在那裡不能動。
大家不想都更的原因其實就那幾個：我要搬走，最後搬得回來嗎？這要弄幾年？我買得回來嗎？光是這些成本，就足夠讓人不想動了。
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沒有比較有創意的方式，讓大家「想要」都更。大約兩個禮拜後，我會提出一個無限都更方案。
音樂：我要做的是生態系，不是補助一場大型演唱會
我想做的是音樂的生態系。
第一是場館要分級、分類，而且數量要夠。從最小的社區場地，到五百人、八百人的小型場館，再到中型，最大型的我們現在有了。不同規模的場館，撐起來的是不同階段的表演者。
第二是音樂類型要多元。我最近有點緊張的是，樂團越來越多，補助也大多針對樂團，結果那些單人的歌手反而格格不入。如果有小型、有據點的場地，他一來就能配合，再用不同的音樂類型分類，他就會有很多表演機會。音樂一定要有表演的機會，也要有創作的時間，而表演機會就是你跟愛音樂的人互動的場合，這些場所必須被創造出來。
第三是需求端。我不想用「補助某個專案」的方式做，因為那沒辦法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環。我想推的是機制：親子同行卡、把敬老卡的適用範圍擴大，讓家長可以帶著孩子去看表演，讓長輩發現這個月的點數還沒用完、附近剛好有表演可以去看。他接觸了，才會產生興趣。
對孩子則要從國中小做起，學校裡面針對音樂跟體育的教育要更主動。喜歡聽、喜歡分析、找朋友一起去看——當它變成一種社交活動，整件事才會活絡起來。
台灣的表演人才其實一直都有。缺的是觀眾這一端，還有輸出與票價的問題。
夜間市長：讓夜晚也有秩序
我還想做的一件事，是夜間市長。
夜間的重點是秩序。攤商、夜間的表演、很晚才下班的護理人員要安全回家——這些全部都屬於夜間秩序。
阿姆斯特丹的做法是：夜間相關的每一種產業都推出代表，代表集結起來，自己選出一位民間的夜間市長，這個人直接對市府層級的副市長。他需要什麼法規、晚上有哪些需求，由他跨局處去協調。結果是夜間變得更安全、更有秩序，衛生也更好處理，攤商跟居民之間的摩擦爭議下降了六成。
我想把那些「以前也想做」的公務員找回來
我一直很想去邀請很多過去在市府工作的人，很大的原因就在這裡：我只要把計畫講給他們聽，他們常常會說，他們以前也想做類似的事，結果遇到了什麼困難。
那些困難，是最珍貴的資訊。
公務員身上牽絆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「怎麼幫他們減量，再增量」，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。
市長，你給我聽好
我們團隊做了一個東西，叫「市長，你給我聽好」。有 Line 就能用，不會有使用門檻，名字是團隊一起想的。
之所以把自己降得這麼低，是因為市民真的是老大。我常開玩笑說，我現在在面試一份工作，而面試官就是全體市民。
做政治人物不容易，做首都的市長更不容易。這一點我很清楚。
本文為節目專訪之口述整理，內容經節錄與潤飾；原始逐字稿與音檔請見《欸！我說到哪裡了？》2026 年 9 月 10 日該集。